“范碑”虽残 风骨犹存
——范传正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残碑考述
○ 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沙鸥
据当涂县谷氏家族第49代李白墓守墓人谷常新回忆，1989年5月初，当涂县文管所在李白墓园内出土了一块残碑。在新近出版的《马鞍山碑刻录》一书中，残碑文字的神秘面纱得以揭开。残碑宽109厘米、残高82厘米，阴刻楷书34行，共计600余字。残碑上有“使持节宣州诸军事、宣州刺史范”(“范”字模糊）字样，故疑似唐代“范碑”。本文就此残碑展开探讨。
何为“范碑”
唐代范传正为李白撰写的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（以下简称“范碑”），是了解李白生平的重要史料。
根据《文苑英华》范氏碑文，可以知道“范碑”详细记录了李白为凉武昭王李暠九代孙，出生于今吉尔吉斯斯坦。后在神龙初年，其家族才在今四川江油定居。
碑文概括了李白的一生，提及他天宝初年奉诏入京，得到唐玄宗隆重礼遇，贺知章称其为“谪仙人”，记录了李白的豪放性格，喜好饮酒作诗、神仙行游的志趣，也记录了范传正寻访到李白两位嫁给农夫的孙女，并得知李白遗愿是“悦谢家青山，有终焉之志”。
范传正与李白家族有“通家之旧”，他在任宣歙观察使期间，凭借官方身份寻访李白后人，获得了李白之子伯禽的“手疏十数行”这一直接家世材料，并结合李白孙女的陈述写成此碑。因此，“范碑”被公认为研究李白生平最核心的史料之一。
宋代宋祁、欧阳修等人编修《新唐书》虽没有直接收录“范碑”全文，但《新唐书·李白传》的编纂大量参考并采用了“范碑”中的关键信息。但“范碑”原碑残损，现存碑文为南宋淳祐二年（1242年）孟点与明代成化七年（1471年）罗篪重刻。
碑文的流传与收录情况
“范碑”原碑虽残，但宋代文献中仍有记载。北宋李昉等所编《文苑英华》卷九四四·碑文部收录全文，题为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文本来源。北宋姚铉所编《唐文粹》卷五八下·碑文收录节选，内容与《文苑英华》略有差异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》单行本曾单独刊行，今佚。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宋蜀刻本《李太白文集》（三十卷），卷末附范传正碑文，为后世李白集版本沿袭。清人注本王琦《李太白全集》卷三十一·附录收录全文并加校注。《全唐文》卷六一四收录全文，题为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，校勘较精。《唐代墓志汇编》收录标点整理本。《太平府志》《当涂县志》也收录全文。
“范碑”原始记录“辄刊二石，一寘于泉扃，一表于道路。”而“表于道路”的那块石碑，按南宋孟点重刻“范碑”所记，“碑石断仆零落，仅存方尺许于榛莽间，字画作唐隶，遒劲可爱，惜未能得其全也。”也就是说，“寘于泉扃”的那块“范碑”，在南宋时期孟点也没有目睹。孟点重刻的“范碑”文字大致依据“表于道路”唐隶残碑以及宋代文献记录，可能也参照了唐代碑帖拓本。
观其残碑，显然此碑并非南宋孟点翻刻的《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》中所提到的“字画作唐隶”的那块李白墓碑，这也从侧面证明范传正在迁葬李白时刊刻的是“一藏幽隧一临歧”的两块碑，楷书碑是埋入墓隧的（即此碑），而隶书碑是竖于路口的，在南宋以前就已碎裂而仅存方尺（现不存）。
残碑残文与后世文献“范碑”全文比较差异考察
虽然残碑仅有六百余字，但也还保留着与宋碑之文存在差别的信息。残碑现存“使持节宣州诸军事、宣州刺史范”一行，与《李太白全集》记载“宣歙池等洲观察使范传正”有些差异，但基本一致无伤大雅。残碑中的“朝列赋《谪仙歌》百余篇”，在宋碑和明碑中都刻作“朝列赋《谪仙歌》百余首”。改为“首”字显然是针对诗歌而言的。
残碑和宋碑中的“既而上疏，请还旧山”，在明碑为“布衣之遇，前所未闻。公自量疏远之怀难久，于刻侍候间上疏，请还旧山”。显然是作者对李白家世的认知而改，或有什么其他依据，不得而知。
残碑中“当涂令朱葛纵”，宋碑、明碑都刻作“当涂令诸葛纵”。可能是对姓氏文化上的认知有关，因为“朱葛”总会让人误会为复姓“诸葛”，故而未经考证而径改之。
残碑“因告二女，将改适于仕族”，后世文献均作“因告二女，将改适于士族”。仕族通常指代“官僚家族”或“官宦世家”，“仕族”字面意思是“做官的家族”。它更强调家族成员连续几代担任政府官职。“士族”则是“文化贵族”和社会声望。因此，两个不同的称谓，代表不同的认知。前者注重于官宦世家，后者则因为李白诗歌文化的声望影响，而使用“士族”。因此，“仕族”与“士族”，取决于不同的文化认知。所以也无大碍。
残碑中“朝口大夫□□平□□□上柱国赐紫金鱼……”，后世文献均无。残碑中的“朝口大夫□□平□□□上柱国赐紫金鱼……”应该是属于书家官员的落款。“上柱国赐紫金鱼（袋）”是被皇帝所授予的最高荣誉。唐代柳公权的《玄秘塔碑》就有“上柱国“赐紫”“金鱼袋”“柳公权书”“并篆额”字样，“上柱国”的意思是最高等级的勋官。“赐紫”“金鱼袋”是皇帝赏赐的紫色官服和金鱼袋（三品以上高官佩饰）。这句话并不是范传正的原文部分，故在宋代文献以及明代文献记载上就没有这段话，并不奇怪。遗憾的是，所缺书家官员的姓名可能再也无法知晓了。这些差异也证明了残碑早于宋碑。
残碑考述
残碑是否为唐代的“范碑”？我认为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：
其一，从书法风格上来看，残碑的字体为唐楷，与范传正所处时代相符。
其二，此残碑发现地点在青山李白墓园内，与地点环境相符。因此，不可能是其他与李白不相关的石碑。
其三，唐宋碑刻所用石材通常不同。唐代大多使用花岗岩，宋代大多使用大理石。残碑所用石材正是花岗岩，与唐代碑刻常用石材相符。
其四，残碑之文与宋碑、明碑以及宋以来文献保存的全文相吻合。
其五，据史料记载，重刻范碑全文的碑仅有南宋孟点所刻《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》和明代罗篪《唐翰林供奉李公墓碑》，故残碑只有一种可能，为唐代“范碑”。
其六，唐代碑身的大小与墓主人的官品成正比，官品越高，碑体越大。按唐代规制，五品以上官员（碑）一般在2—4米。唐代碑身高宽比大致在3:1到4:1之间。按照残碑的宽度109厘米来算，此残碑的碑身高度应达3.27米（包括碑首与基座）。
唐代碑的尺寸是有讲究的。只有五品以上的官职才能享用此等高的规格。李白生前的官职虽达不到这种级别，故而最初的坟墓，比较简陋。但在逝世五十余年之后，李白的声名越来越盛，故而中唐以后对李白迁坟后的墓志规格相对提高，这也是与其时代发展的状况相符的。
其七，显露于地表移位，是因为千年以来的多次自然以及人为的破坏。据范传正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、孟点《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》、《大清一统志•卷一二一》、《太平府志》卷三十九《艺文五》（康熙）、《当涂县志》（乾隆、康熙、光绪、民国）、郭祥正《题毕文简公撰李太白碑阴》（青山续集）卷七、《当涂青山李白墓碑拓本》、《李白与马鞍山——历代碑序赋记辑注》记载，李白墓经历的主要破坏和重建过程共四次，故墓内的范碑必然移位于墓外，不为人所知。上述，综合考察残碑即是唐代范传正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原碑的残碑无疑。
尽管李白墓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，但唐代“范碑”（残碑）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，相信在不远的将来，“范碑”不再遗弃于露天角落，而应登入庙堂之宇，更好地传承弘扬李白文化。
